如果让秦始皇PK陶渊明

中国文学史中常说：“伟大诗人陶渊明”，怎么伟大，伟大到什么程度？如果让秦始皇PK陶渊明，那就好比在一架天平上，一端放上一座宫殿城堡，一端放上一缕清风白云，奇怪的是这架天平竟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偏斜。

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常说：“伟大诗人陶渊明”，怎么伟大，伟大到什么程度，如何衡量？这里我想简化一下标准，模糊一下概念，如果仅以古人在后人心目中印象的深浅、即所谓民众的“口碑”判断一个人历史地位的高低，那么陶渊明的名声之大与秦始皇倒是可有一比。秦始皇历来被史书称为“千古一帝”，而陶渊明则被誉为诗苑的“千古一人”。听说过秦始皇的人，大约就听说过陶渊明；凡是知道“焚书坑儒”典故的人，也不会不知道“桃花源”的故事。如果核算一下他们自己和社会为此支出的“成本”，却又更加悬殊：秦始皇“奋六世余烈”，攻城略地，斩首百万，血流漂杵，方才当上千古一帝。秦始皇自己劳力又劳心，自己也是付出生命代价的，49岁便命丧黄泉。而陶渊明获得“千古一人”的历史地位似乎要“轻易”得多，不过是喝喝酒、读读书、种种庄稼、写些关于南山、菊花的诗，平常得几乎不能再平常，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。说是诗人，诗也不多，连文章在内总共一百多篇。将秦始皇与陶渊明如此比较，结论显得很有些离奇：就好像一架天平（人类价值的天平），一端放的是一座城堡或宫殿，一端则是一缕清风或一片白云，而那天平竟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偏斜。

一般人凭直觉当然还是会觉得皇帝毕竟要“重”些，诗人终归“轻”一些，这种印象出在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观上。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书写，太过于重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之类的有形体、有重量的东西，而忽视了人类精神空间的清风和白云。

所谓“清风”、“白云”，是什么？想一想，那不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上让一百多位国家首脑百般无奈的“大气”问题么？按照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，这些由“大气”带来的生态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就会超过所有的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以及军事问题！而陶渊明，原本就是人间的“清风白云”。

最近我一直在想，人类的问题千头万绪，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，一个“元问题”,即“人与自然”的问题。事实说明，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不但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，反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，即危及人类整体生存的生态错误，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，难以自拔。

回到秦始皇与陶渊明的对比上，如果说秦始皇的业绩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，属于人事；那么陶渊明那些写南山东篱、清风白云的诗歌散文则应归于自然。在“人与自然”这个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、根本问题上，秦始皇与陶渊明各占了一半。按照我们的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943年在美国芝加哥东方研究院讲学时的说法，前者是英雄，后者是圣人。纵观人类历史，无论东方西方，可谓英雄无数，而圣人则寥寥无几。英雄成事也败事，圣人则无为无不为。60多年前金岳霖先生针对时代的弊病就曾强调：地球上光有“英雄”是不够的，还应当有“圣人”。为了防止整个世界为英雄观所控制，很有必要以圣人观来救治英雄观。

陶渊明的诗颇富哲理，西方哲学家中，只有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陶诗中的哲理相近；海德格尔的哲学颇富诗意，中国诗中较能表达海德格尔哲学的似乎只有陶诗。

我们说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，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、哲学家，甚至在世界诗化哲学中也应占据一席之地，这倒不是说他撰写了多少哲学著作，而是因为他的诗文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。梁启超认定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可以拿两个字概括，即“自然”。他在民国十二年出版的《陶渊明》一书中，曾在一段话中接连用了七个“自然”，表达他对陶渊明“自然精神”不容置疑的肯定。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仔细研读了陶渊明的《形影神》、《归去来辞》、《五柳先生传》等诗文后指出，陶渊明的核心思想旨在“委运任化”、“随顺自然”，“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，即与大自然为一体”。由此认定陶渊明不仅是一个“品节居古今第一流”的文学家，而且也是“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”，一位与其前辈阮籍、刘伶皆不相同的“新自然主义”哲学家。

中国本土自然哲学的代表就是先秦的老庄哲学。在中国，从古代的苏轼、朱熹，到现代的梁启超、朱自清、陈寅恪全都将陶渊明的精神归为这种自然哲学。陈寅恪说陶渊明的哲学是“新自然主义”，仅是为了区别秦汉以来渐渐宗教化的道家思想，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反而是更切近“原教旨”的老庄哲学。

在西方当代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最具东方气息，海德格尔（1898-1976）本人也曾与中国老庄哲学有过亲密接触。台湾辅仁大学教授萧师毅（1911-1986）年轻时曾与海德格尔合作共同翻译过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还不时给这位正交华盖运的老师带去战后德国极其缺乏的面包、黄油、咖啡、香烟。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世英先生曾在其《天人之际》一书中指出：陶渊明的诗颇富哲理，西方哲学家中，似乎只有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陶诗中的哲理相近；海德格尔的哲学颇富诗意，中国诗中较能表达海德格尔哲学的似乎只有陶诗。

晚年的海德格尔面对西方技术社会日益暴露的种种危机，渴望为迷失方向的现代人寻找一条再生之路，“自然的观念”与“诗意的栖居”再度成了他哲学思考的重大课题。海德格尔首先要做的，是将自然从现代工业社会的强大思维定势中解救出来。在这条救赎之路上，他选择了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（1770-1843）作为自己的“盟友”。他说，这是因为荷尔德林是一位本真的、为自然柔情拥抱的诗人，因而又是一位“诗人中的诗人”。

海德格尔称颂荷尔德林的这些赞词，同样可以赋予我们的诗人陶渊明。或许可以说，陶渊明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荷尔德林。（摘自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鲁枢元在台湾淡江大学的讲演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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