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级新区的核心应是政府职能转型

国家级新区的核心应是政府职能转型

近日，国务院批复兰州新区为国家级新区，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、天津滨海新区、重庆两江新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后，国务院批复的第五个国家级新区。　　与改革开放初的深圳等五大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一样，国家级新区凸显出了新的全国性经济地理规划，即在每个经济发展带确立一个国家级新区作为辐射节点，发挥其磁场效应。如浦东新区旨在提升上海及长三角国际竞争力，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地区的新增长点，两江新区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区，舟山新区为落实海洋经济，新的兰州新区则旨在走合理工业化、城市化道路。当然与深圳等经济特区等不同，国家级新区在区位选择上强调均衡布局，带有缓解东西、南北发展差距之诉求。　　不过，综合深圳等经济特区等的成功经验，不难发现真正助推特区成功的，并非是单纯的政策优惠，而是这些特区在政府职能上实现了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型。如深圳特区对全国产生的辐射带动效应，就是政府通过在特区的先行先试，探索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服务经济的机制性框架，降低了因管制等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，而中关村高新科技园的成功，本质上也是政府部门很好地为园区内企业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，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激发了特区或园区内的经济内生活力。　　可见，当前国家级新区的真正优势，并非是单纯的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，而是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行权边界，缓解公权力越位、缺位、错位等问题，促进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化转型。事实上，如果政府公共服务转型的不到位，导致带有政策优惠的试点地区，更多是一种现有经济部门的简单位移，并未给当地带来增量效应，即企业为争取税费减免等，从其他地方搬迁至具有政策优惠的地区。而这无疑意味着无法享受政策优惠的普通地区，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上都不同程度地面临“被抽取”效应。因此，目前各地都想方设法申请国家级新区，除基于争取自身行权自由外，还存在阻击当地经济部门被抽离之考量。　　与此同时，如果把国家级新区建立在单纯的政策优惠等吸引力上，其所聚敛的优势不仅不稳定，而且随时间变动将呈边际递减态势。试点地区的政策优惠本身是个时点性概念，而一旦政策优惠消失，过度倚重政策优惠的新区，其优势将不再。　　因此，当前国内多地经济结构日趋同质化，先发展地区竞争优势不稳固，既反映政策优惠对经济资源区域配置的直接影响力，如上海和深圳在金融领域的竞争格局，不断交替，又透射出现行制度存在较强的管制刚性，且政策优惠只是对这种刚性的非稳定软化，而要软化刚性，需在机制和制度上强化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化转型，走出一味靠政策优惠等思路。　　不论是经济特区还是国家级新区，其核心竞争优势不完全在于政策优惠，而是政府职能公共服务化水平提升。同时，国务院设立国家级新区，也旨在通过试点探索一套市场友好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，并非优惠政策的简单堆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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