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好心人立法刻不容缓

做好事反被讹的现象屡屡出现，好心人见义勇为却流血又流泪，人们的善心义举遭遇风险考验。我国一些地方开始探索为好心人立法，冀望通过法制手段，给社会善意的生长提供一缕温暖的阳光。

善行遭遇风险挑战

“好心人面临的困境，也是整个社会道德正在遭遇的困境。”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谈方对好心人群体有着长期的关注和研究。2008年他创办了中国好人网，致力于维护好心人权益、弘扬社会正气。刘桂华就是他长期跟踪帮助的好人之一。

刘桂华是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土桥乡的农民。2006年，在一次车祸中，他拖着受伤的身体，在救出了同车的12位乘客后，因腰椎错位、胸椎骨折、肾脏大出血被送进医院，几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。此后，刘桂华也成为当地着力宣传的见义勇为英雄，并多次受到省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表彰。

然而，荣誉过后，刘桂华一家人开始了苦痛的生活。车祸后遗症让他痛苦不堪，为了治病，全家人四处求医，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还向银行借贷5万元用于治病。巨额的医疗费使这个曾经的小康之家变得一贫如洗。

饱受病痛和生活双重折磨的他选择了自杀，幸亏被及时抢救，才免于一难。后来，在谈方和媒体的不断关注与推动下，当地政府及社会对刘桂华伸出援助之手，使他得以治疗，病情有了明显好转。

行善的风险同样也降落在广东肇庆市劳教所警戒科员工谭院华身上。2011年7月的一天，谭院华热心扶起骑单车摔倒的70多岁老人，却被老人及其女婿诬陷是他撞倒的，其理由是“周围的人都不扶，就你来扶？不是你撞的你会扶她？”直到警方提出要调取事发地相关监控录像作证时，老人才主动承认是自己跌倒，谭院华得以洗刷清白。

这样的事情，谈方接触到了很多，他说：“当善行一次次遭遇风险的挑战，身边的好心人也随之越来越少。”

三大因素导致尴尬

谈方分析，好心人善行遭遇风险，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：一是社会诚信的缺失；二是相关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不完善；三是司法实践还不完善。

“见义勇为弘扬的是社会正气，当牺牲者得到的补偿远不如交通事故、矿难补偿的金额，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的悲哀。”谈方表示，保护好心人在一些地方更多取决于当地领导的思想观念和重视程度。

广东省律师学研究会会长朱永平认为，目前我国尚缺一部全国性的好人保护法。虽然各地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少，但条款过于笼统，操作性不强，保障部门的权限不明确。

“目前国内对见义勇为伤亡者的最高奖励通常为30万元，这个金额对好心人治病以及今后的生活帮助有限。远不能与其见义勇为产生的社会效益等价。”朱永平说。

“从见义勇为反被诬陷的几个典型案件中，都可以看到司法不公的影子。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一般举证规则是‘谁主张谁举证’，但有些司法人员却没有坚守原则，在证据不全甚至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判决。”谈方认为，一些其他性质的案件因为没有证据都能暂缓宣判，牵扯到社会道德神经的案子就更应该慎之又慎。

构建相关法治环境

2011年11月28日，深圳发布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。尽管还在征求意见阶段，但还是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也加深了公众对国家层面立法的期待。

朱永平表示，深圳的这一条例具有破冰意义，也将推动国家立法进程的加速。目前国内各地区的见义勇为法规内容各异，见义勇为行为所受到的待遇因为地域不同而不一致。最为关键的是地方法规没有处罚权，即便是深圳这一条例中提到的“对怠于救助者和讹诈诬陷救助者得处罚”，也只是倡导性的。

要对这些行为进行惩处，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。他建议参照治安处罚法里的相关内容，交由公安机关对诬陷讹诈救助人等行为实施拘留、罚款、警告等处罚。

“当道德已经无法有效地约束某种社会现象时，法律就有必要及时介入。即使在法律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也不乏先例。”朱永平认为，国家立法才能形成制度，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。在“熟人社会”向“陌生人社会”转型的过程中，这样的制度建设不可或缺。

谈方建议，国家层面的好心人立法需明确保障责任主体，可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强有力的保障机制，允许民间和个人参与。只有从法律、制度、道德、社会等各层面入手，构建有利于见义勇为的法治环境，建立奖励机制和社会风气，才能让助人为乐蔚然成风。（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12年第1期，记者 涂超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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