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级新区在一带一路上的新角色

国家级新区在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新角色

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，“国家”级“新区”义不容辞，担负着重要的责任，国家层面也需要支持新区在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，在明显提升服务贸易比重当中，扮演一个重要“角色”。

迟福林[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]：“一带一路”包括三点内容：一是“一带一路”以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为主要目标；二是“一带一路”以扩大服务贸易为重大任务；三是“一带一路”以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为主要依托。国家级新区，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在探索“负面清单”上积累了很重要的经验。但是，如何以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为重点推动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，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。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，国家级新区义不容辞，担负着重要的责任，国家层面也需要支持新区在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，在明显提升服务贸易比重当中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。

王晓红(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)：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低迷还将在一定时间内持续，中国市场将从以外需为主向内需市场转变，中国外贸已经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转变的拐点时期。当前，全球经济结构、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中国的话语权、主导权进一步提升，国家级新区特别要做好如何与高标准的自贸区对接与融入。

李湛(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)：国家级新区的关键是开发开放，要积极与国际接轨，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。

陈建勋(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)：从1992年浦东新区设立首个国家级新区开始，新区就被赋予了探索试验开发开放的国家使命。新区在一段时期内获得政策支持的力度很大，成为引领改革开放的前沿。但自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开始试点，自贸区逐渐成为了开发开放的最前沿，各地对于自贸区的角逐热情更大，特别是在自贸区模式向全国推广的背景下，国家级新区尤其是新获批的众多新区，是否还能继续引领开发开放，这是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。

黄少卿(上海交通大学教授)：自贸区是一种开放战略，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做法，而新区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新型城镇化，二者定位、内涵不同。此外，自贸区和新区功能不一样，发展方向也不一样，自贸区实际是对外开放的试验区，和新区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，不能互相替代。

经济转型升级趋势中的新区角色

迟福林：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。国家级新区发展的新角色需要适应三大经济转型，即：抓住“互联网+”的机会，实现工业的转型升级；抓住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的机会，使新区在城乡一体化、新型城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；在适应消费结构升级，提供服务型消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
黄建钢(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)：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中，国家级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13个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新增长极，将以点带面、“以带促面”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。新区与传统开发区相比，除了现实发展中的矛盾外，在新区的概念、定位等理论层面也需要破题，在获批的13个国家级新区中，各自规划方案和目标定位都不尽相同。特别是目前新区概念仍不是很规范，内涵也不尽相同。

王晓红：国家级新区面临如何适应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产业革命等新课题，需要主动探索经济转型升级、加快对外开放，建设绿色低碳社会，需要在这些方面先行先试。

李湛：近年来国家级新区的开发建设速度明显加快。2014年、2015年更是达到高潮，不到两年时间内共批准设立了7个国家级新区。在经济新常态下，中国已经把国家级新区作为一种发展的新模式、新体系。将来的趋势很可能是每个省都有一个国家级新区。面临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不容忽视。

郭智强(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)：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同质化、拼资源、拼环境等恶性竞争现象。如何避免各个新区同质化发展，形成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，这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各个新区形成错位发展。

朱翔(湖南省政府参事、湖南师范大学教授)：国家级新区首先应该是产业聚集区，其次应该是新城区或新城市，应该是国家、地区、城市的新经济增长极。目前新区在产城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产业与城市缺乏合理统一的规划，经济产业、社会发展与城市总体规划间缺乏有机联系与协调；土地管理制度上存在问题，居住、工业和商业三类用地价格悬殊，导致土地资源不能有效配置；低密度发展模式阻碍了服务业及低碳化发展；新城的公共服务资源满足不了当地需求。现行财政体制使得公共服务不能随着人口迁移而分散化，导致新城区域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，造成生活不便，运行成本高企，同时也无法支撑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。

方创琳(中科院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)：国家级新区的一个功能就是吸引产业、人口集聚，减轻、疏解大城市中心区压力，防治城市病。而其增长极的职能则要求开发的范围不能过大，否则不利于要素、资源高度集聚。要培育一个增长极，地方也要拿出真金白银进行投入，范围过大的话，地方投入成本太大。只有通过产业聚集才能带来人口聚集，不能单纯依赖房地产经济，要产城互动发展，没有产业就会产生问题，出现空城、死城现象。

徐明强(大连金普新区)：融资难一直制约着新区的建设。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、过去高速增长态势不再的情况下，新区面临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招商引资难度加大，企业投资能力与意愿下降，政府债务风险增加等困难，这也是各地新获批新区面临的棘手问题。

郝寿义(南开大学教授、原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院长)：目前我国13个国家级新区面积小的有800多平方公里，大的有2000多平方公里。在这么大范围内进行开发，其强度甚至相当于建设一座新城市。即使在天津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，经过近十年开发，投入不少大企业、大项目，滨海新区的人口密度仍与天津主城区的水平相差不少。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来讲，要进行如此规模的城市化开发，其投入成本、建设周期以及困难程度比较大。

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区角色

迟福林：新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实现“负面清单”管理，有三件事情特别重要：一是以激活企业为重点的简政放权。例如，尽快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；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；不再用一般的产业政策指导企业。二是企业监管的转型要破题。三是全面放开服务业市场，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，取决于加快开放服务业市场。在这方面，新区应该做一些试验。

王晓红：相比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，目前的国家级新区政策含金量已经很小，尤其是地方政府最为在意的财税政策几乎没有优惠。国家级新区和近两年获批的自贸区一样，都不再是政策洼地，而是改革高地，主要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形成自身的优势，其重点在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、带动与融合。未来的国家级新区一定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，绿色发展的排头兵，先进文化、和谐社会的排头兵。

郝寿义：国家级新区的性质、规模、发展目标、管理权限，都需要搞清楚，比如新区是由省级政府管理还是地市政府进行管理，一旦处理不当容易造成体制性摩擦。

卢向虎(西咸新区研究院研究员)：因城市规划、发展方向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不同，我国的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，目前不少新区在发展中普遍碰到了瓶颈问题。一方面缺少新区发展的普遍政策支持，又无特殊政策创新；另一方面新区的人们干得辛苦，却不知道怎么干才能出成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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